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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和章惇，是北宋中晚期政坛上一对不容忽视的双子星，他们以各自的异光投射在对方身上，照出了各自的率真与丑陋。苏轼人人称道，成为文坛传诵的佳话，章惇却入了《奸臣传》，青史留下骂名。
宋朝立国以来，崇文抑武，到了仁宗时代，这一国策结出了累累硕果。仁宗嘉祐二年的殿试，达到“科举制的最高峰”。这一年榜上有名的进士，其中24人《宋史》有传，9人位至宰辅，三人位列“唐宋八大家”，更有苏轼、苏辙，曾巩、曾布，程颢、程颐三双兄弟，章惇、章衡叔侄，同榜高就，这一榜因此被称为“千年科举第一榜”。榜单中每位都有说不尽的故事，而苏轼和章惇之间的故事尤其曲折离奇，说不尽，道不完，扯不清，理还乱……
一：出身及个性
苏姓最早是唐武则天时代迁来蜀地的，老祖宗是武则天时期，历任中书侍郎、吏部侍郎、同平章事，两度跻身相位的苏味道，武后强权当政时，苏味道明哲保身，处事模棱两可，时有“苏模棱”之称。神龙政变（705）时，贬为眉州刺史，卒于任上，由此衍生了苏轼这一支。苏轼的这位祖宗为官模棱，诗才独步一时，“火树银花合，星桥铁锁开”即是苏味道的名句，苏轼和他父亲弟弟父子三辞客是有渊源的。苏姓留在眉州这一支，算不上显宦，直到苏轼伯父高中前，家族一直没人从政。
苏轼生于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（1037年1月8日），眉州眉山人，父亲苏洵，即《三字经》里提到的“二十七，始发奋”的“苏老泉”。他还有个著名的弟弟——苏辙，和他同榜进士，后来在政治上与他同进退，成为他落难时的保障。苏轼生性放达，为人率真，深得道家真义。好交友、好美食、好品茗，亦雅好禅院山林。
章惇生于景祐二年（1035），浦城（今属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）人，父亲章俞官至银青光禄大夫。从出身看，苏轼的家庭背景略输一筹。
章惇性格豪爽、真率，相貌俊美，举止文雅洒脱。才智出众，学问广博，文采斐然，胆识超人。年轻时，喜欢修养，辟谷服气，仙风道骨，超凡脱俗。章惇小时候，其族父章得象惊异章惇的性情品格，认为章惇将来一定地位优越。这一评价，有点类似早年的曹操。
关于章惇的身世，有一种暧昧的说辞，王明清《挥麈后录》载:
章俞者 ，郇公之族子，早岁不自拘检。妻之母杨氏，年少而寡 ，俞与之通，内，遣人持以还俞。俞得之云:“此儿五行甚佳 ，将大吾门。”雇乳者谨视之。
这段记载似乎在暗示章惇是他父亲和与岳母不伦之恋的结果。
王暐在《道山清话》里，关于章惇的身世是这样说的：
章子厚，人言初生时，父母欲不举，已纳水盆中，为人救止。其后朝士颇闻其事。
这段记载只说他生下来差点让父母溺死。这些似有若无的传言，或有蛛丝马迹或是空穴来风，无论哪种情况，恐怕不会不给章惇心里留下阴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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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：同榜进士 年少得志
嘉祐元年（1056），二十一岁的苏轼与父亲弟弟离开四川，于嘉祐二年（1057）进京应试。当年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，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，策论的题目是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，苏文中用了这样一个“典故”：“皋陶为士，将杀人。皋陶曰杀之三，尧曰宥之三。”欧、梅二公既叹赏其文，却不知典故的出处。其实苏轼文中的典故是他临考时记错了，误将《礼记·文王世子》里的周公记为尧了。等到苏轼上门谒谢，欧阳修专门问到典故出处，苏轼答道：“想当然耳。”这样的回答显然不合规矩，但欧阳修和梅尧臣竟因其才高，并没介意。这缘于当时欧阳修、梅尧臣二人正锐意于诗文革新，苏轼清新洒脱的文风，正和他们心思。欧阳修甚至认为：“此人可谓善读书，善用书，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。”当即表示“老夫当避路，放他出一头地！”由此还催生了一个成语“出人头地”。
苏轼名动京师，却传来母亲病故的噩耗，只能与弟弟苏辙随父回乡奔丧。嘉祐四年（1059）十月，守丧期满回京。嘉祐六年（1061），苏轼应中制科考试，即通常所谓的“三年京察”，入第三等，为“百年第一”，授大理评事、签书凤翔府判官。四年后还朝，任判登闻鼓院。
嘉祐二年，章惇也参加了科举考试，进士及第，这一年其族侄章衡考中状元，章惇耻居章衡之下，扔掉敕诰回家。后于嘉佑四年（1059），再次应试，再获进士及第，名列第一甲第五名，开封府试第一名。历官商洛（今陕西省商洛市）县令、雄武军（今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）节度推官。
至此，二人仕途平行，难分伯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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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《归安丘园帖》三：相交西北 各展才性
苏、章开始交往是在入仕以后，嘉祐六年(1061) 底，苏轼初仕为凤翔府签判，而章惇则为商洛令，苏轼后来在信中提到“轼始见公长安”，可知二人相识于长安。嘉祐七年(1062)十月苏轼与苏辙诗《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(其二)》云“近从章子闻渠说，苦道商人望汝来”，苏轼自注: “章子，惇也”。苏辙在《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三首》(其二)中云:“南商西洛曾虚署，长吏居民怪不来”，这里的“长吏”即商洛令章惇，可以证明苏轼确曾与章惇相见，并且在一起时提及过苏辙。
治平元年(1064) 正月十九日，苏轼到盩厔，二十日章惇应约自长安来见，二人同游楼观、五郡、大秦寺、延生观、仙游潭等地，此行见于章惇《游终南题名》: “惇自长安率苏君旦、安君师孟至终南谒苏君轼，因游楼观、五郡、延生、大秦、仙游。旦、师孟二君留终南回，遂与二君过渼陂。甲辰正月二十三京兆章惇题。”
同游仙游潭时，章惇曾冒险攀援悬崖题壁，且以此夸耀于苏轼，曾慥《高斋漫录》和《宋史·章惇本传》均有记载:
( 仙游潭) 下临绝壁万仞，岸甚狭，横木架桥。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，子瞻不敢过。子厚平步而过，用索系树，蹑之上下，神色不动，以漆墨大书石壁上曰: “章惇苏轼来游。”子瞻拊其背曰: “子厚必能杀人。”子厚曰: “何也?”子瞻曰: “能自拚命者能杀人也。”子厚大笑。
苏轼有诗为证：
留题仙遊潭中兴寺寺東有玉女洞，洞南有馬融读书石室。过潭而南，山石益奇。潭上有桥，畏其险不敢渡：
清潭百尺皎无泥，山木阴阴谷鸟啼。
蜀客曾遊明月峽，秦人今在武陵溪。
独攀书室窥岩窦，还访仙姝款石闺。
犹有爱山心未至，不將双脚踏飞梯。
这次同游，显示二人个性差异，苏轼在调侃之余，对章惇不无称赞。除了攀崖题壁，还留下另一段奇闻，据陈鹄: 《西塘集耆旧续闻》记载:
子厚为商州推官，子瞻为凤翔幕签，因差试官开院同途，小饮山寺，闻报有虎，二人酒狂，同勒马往观，去虎数十步，马惊不前。子瞻乃转去，子厚独鞭马向前，取铜锣于石上戛响，虎遂惊窜。谓子瞻曰: “子定不如我。”
青年章惇之自负溢于言表，类似记载还有:
“章子厚与苏子瞻少为莫逆交。一日，子厚坦腹而卧，适子瞻自外来，摩其腹以问子瞻曰: '公道此中何所有?’子瞻曰: '都是谋反底家事。’子厚大笑。”（《道山清话》）
治平元年十二月十七日苏轼任满赴京，自凤翔经长安，在王颐家观看《醉道士图》，苏轼因为不能饮酒，故随手跋曰:“仆素不喜酒，观正父《醉士图》，以甚畏执杯持耳翁也。”( 《跋醉道士图》) 。后章惇路过长安亦曾观玩此图，看到苏轼题跋不觉发笑，作《题跋醉道士》:“仆观《醉道士图》，展卷末诸君题名，至子瞻所题，发噱绝倒。子厚书。”其中“发噱绝倒”自是缘于对苏轼之了解，个中缘由二人自是心领神会。有意思的是熙宁元年(1068)十二月二十九日苏轼结束父丧，赴京途中再过长安，见章惇题跋，争胜之意隐忍不住，故又随手再题，云:“熙宁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，再过长安，会正父于母清臣家。再观《醉士图》，见子厚所题，知其为予噱也。持耳翁余固畏之，若子厚乃求其持而不得者。他日再见，当复一噱。时与清臣、尧夫、子由同观。子瞻书。”次年五月六日章惇调任武当县县令，过长安，看到苏轼题跋后，又作《再跋醉道士图后》: “酒中固多味，恨知之者寡耳。若持耳翁，已太苛矣。子瞻性好山水，尚不肯渡仙游潭，况于此而知味乎? 宜其畏也。正父赴丰国时，子厚令武进，复题此，以继子瞻之后。己酉端午后一日。”章惇揭苏轼之短，谓其虽好山水，却知难而退，实未玩味过风光之美，依次类推，则虽好酒而不敢狂饮，实不知酒中真味。
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，青年时期苏章二人互为倾心，交往亲密，未曾龃龉，但二人年轻气盛，恃才不让的个性异常鲜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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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惇《会稽帖》纸本行书 27.8×29.6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四：熙宁变法 走上异途
治平三年（1066），苏洵病逝，苏轼、苏辙兄弟扶柩还乡，守孝三年。三年之后，苏轼还朝。此时，震动朝野的“熙宁变法”开始启动。变法是一件大事，先不说变法的具体内容好坏，有一点是肯定的：变法引发了党争，党争导致了政局动荡，无论哪个阵营，都有因人划线，意气用事的固疾，这个局面一直持续，直到大宋亡国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说变法是赵宋王朝败亡的祸端，应不为过。
变法的实际领导者王安石曾经的朋友在这个时候大都与他决裂了，司马光曾经力荐王安石，至此二人 “议事每不合”，王安石写了著名的《答司马谏议书》导致二人从此睽违。欧阳修、韩琦、富弼等前朝重臣，均因反对新法与当政政见不合，或被迫或自请，一一离京。庙堂之上，界线分明，一派多是老成持重的政坛前辈站在王安石对面，形成保守阵营；一派不乏投机钻营的“新进”站在王安石一边，形成激进阵营。
王安石阵营需要苏轼兄弟这样年轻有为的青年才俊，几次向苏轼抛出橄榄枝。年轻、急于有所作为的神宗皇帝对意气风发的苏轼同样寄予厚望，偏殿召见，听其心声。苏轼却并没有迎合上意，他几乎没怎么观望，便旗帜鲜明加入到保守阵营之中，这一立场出于他对政治和现实的判断，也是他社会常识和价值观的体现。
熙宁四年（1071），政坛已稳稳把控在王安石手中了，苏轼仍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。王安石颇为恼怒，让御史谢景温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。经过一番周折，苏轼身心俱疲，朝廷亦非安身之所，只得请求出京任职，被授为杭州通判。从此离开朝廷长达八年，他在地方任职时不妄作，识时务，懂民情，体恤民间疾苦，革新除弊，因法便民，颇有政绩，是个不错的地方官，还曾受过朝廷表彰。假如苏轼没有写诗，历史也会记住这个能吏，可不写诗哪里会有千古一人的苏轼啊！
就在苏轼坚持“保守”拒绝迎合，在诗酒唱酬中结交诸多旧党大族和诗坛后学，确立在文坛的地位的时候。章惇则“顺应大势”成为“新进”，参与修订推行新法，受到器重。苏章二人从此异途，且越走越远。
先来看看章惇加入变法阵营前后的经历：治平三年（1066），章惇受到参知政事欧阳修的赏识和推荐，召试馆职，考试合格，但因第一次登第拒绝敕命的旧事，遭到弹劾，所以没能得到在中央任职的资格，而被任命为武进县知县。变法之初，有人向王安石推荐了章惇，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记载：先是，李承之荐惇于安石，安石曰：“闻惇极无行。”承之曰：“某所荐者才也，顾惇才可用耳，素行何累焉？公试与语，自当爱之。” 安石见惇，惇素辩，又善迎合，安石大喜，恨得之晚。即让章惇进入集贤院。二月，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，任命章惇为编修三司条例官，加集贤殿校理、中书检正。参与制定新法，监修国史，编撰实录。
熙宁四年（1071），章惇详定编修三司令式，及诸司库务岁计条例，参与制定财政机构的法规,并被派往邠州（今陕西彬县）调查处理案件，他沿途了解陕西推行雇役新法及其他情况，提出采取粮价低时，官府大量收购，以备时用；边境无事时，将军队移往丰收地区就粮，以解决军需，这些建议得到神宗的采纳。
从熙宁五年（1072）开始，章惇被委派参与开边密事，颇受重用。梅山开边作为熙宁年间的三次战争经略活动之一，是新政中的重要一环，章惇做制蛮事这一职务，三年多，所招降的大酋长有十几个，地域有四十多个州，可谓功勋卓著，章惇得以进入中枢与此有关。熙宁六年（1073），章惇在荆湖北路建立屯田务，授泾原路经略安抚使、高阳关路经略安抚使，判军器监、知制诰再兼直学士院。熙宁七年（1074），神宗命章惇就军械监置司，立专案，审查曾布所涉及的“市易法”案件，深得神宗赏识，九月，拜为三司使。
熙宁八年（1075），王安石再次拜相。也就是这一年，苏章二人的政见形成正面冲突。当时全国已全面对盐实行专卖与课税制度，章惇建议在调查后对京东东路和河北东路推行这一制度，苏轼因为先前在杭州通判任上有过切身体会，处理过不少贩私盐的案件，“每执笔断犯盐者，未尝不流涕也”，所以明确表示反对榷盐，当朝廷急于推行这一政策，在密州任上的苏轼终于按捺不住，写下《上文侍中论榷盐书》请求文彦博出面阻止“榷盐”。此时章惇担任三司使，重视在全国推广赋税公平，苏轼在外任更多考虑境内民生，真是屁股决定脑袋，各有各的立场。
尽管政见不同，却没影响二人私谊。这一年章惇遭御史中丞邓绾弹劾，出知湖州。湖州离苏轼向往的定居地常州很近，章惇想起早年有过和苏轼归老太湖的约定，写了《寄苏子瞻》：
君方阳羡卜新居，我亦吴门葺旧庐。
身外浮云轻土苴，眼前陈迹付蘧鲦。
涧声山色苍云上，花影溪光罨画余。
他日扁舟约来往，共将诗酒狎樵渔。
苏轼则写和诗《和章七（惇行七）出守湖州二首 》，读来倍觉亲切。其一曰：
方丈仙人出淼茫，高情犹爱水云乡。
功名谁使三连捷，身世何缘得两忘。
早岁归休心共在，他年相见话偏长。
只因未报君恩重，清梦时时到玉堂。
诗的首联称许章惇爱炼丹修仙，赞他不眷恋官场，喜爱天然山水，“水云乡”是指章惇诗中水色云影里的湖州。从诗句表面看不出任何蹊跷，可这一句后来被人解读为苏轼暗讽章惇不清不楚的身世，从而招致了章惇绍圣期间狠辣报复，王明清《挥麈后录》里讲的有鼻子有眼:
（章惇）既长，登第，始与东坡先生缔交。后送其出守湖州诗，首云:“方丈仙人出渺茫，高情犹爱水云乡。”以为讥己，由是怨之。……绍圣相天下，坡渡海，盖修报也。
《道山清话》虽没说章惇是父亲与外祖母乱伦所生，却同样认为这两句诗含讥讽之意：“苏子瞻尝与子厚诗，有'方丈仙人出渺茫，高情犹爱水云乡’之语，子厚谓其讥己也，颇不乐。”后世许多文人像王士祯、翁方纲都采纳了王明清的说法。这样的穿凿附会，不仅歪曲了苏轼的诗意，更是对章惇的侮辱。苏轼确实以诗讥讽过别人的身世，并使自己为此遭到了残酷的报应，那个人是李定，绝非章惇。
第二联称赞章惇经制南北江群蛮的功业，但是到了两年以后的熙宁十年(1077)，苏轼谒见张方平，写《代张方平谏用兵书》，却痛斥章惇轻启战事，表达的了完全不同的看法，让人怀疑苏轼诗中的称赞多半出于客套，有些言不由衷。苏轼这种对同一事件前后矛盾的评价，势必会影响到二人的友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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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：苏轼落难 章惇施救
元丰二年（1079），四十三岁的苏轼调为湖州知州。此时，苏轼已在地方任上呆了七年，其中在两个州担任主官，政绩出众。早在密州任上，当时朝中权力动荡，一度有将他要上调中央的传闻，据施蛰存先生考证，苏轼那首写于熙宁九年的《水调歌头.明月几时有》与此有关，“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”之问暗喻不知朝中究竟谁在主事，而当时正是王安石变法受阻二度罢相之前不久，而“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”之感慨，也是对可能到朝中任职充满忧惧。熙宁十年（1077）苏轼卸掉密州任，来到京城，朝中政局已经不利于他，以至于到达京城不得入国门，旋即被任为徐州知州，一干又是一年多，此后仍是原地踏步，平调到湖州，上任后，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《上湖州谢表》，这本是例行公事，但苏轼却将官样文章写成了牢骚篇章，其中“愚不适时，难以追陪新进”一句得罪了“小人”，“老不生事，或能牧养小民”一句得罪了“官家”。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摘引“新进”、“生事”等语上奏，说苏轼“愚弄朝廷，妄自尊大”。就在这时，苏轼在杭州写的诗作《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》面世，正好给“新进”递了刀子，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经过一番苦心搜求，找了几首苏轼的诗，说：“至于包藏祸心，怨望其上，讪渎谩骂，而无复人臣之节者，未有如轼也。”随后国子监博士李宜之、御史中丞李定纷纷发起攻击，一时间，庙堂之上响起一片倒苏之声。熙宁十年七月二十八日，湖州任上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，解往京师。由此引发著名的“乌台诗案”。
“乌台诗案”不能说全是捉风捕影，周紫芝《太仓梯米集》以当时的善本材料，写成“诗狱”，据他考证，诗案起因，的确是因苏轼《湖州谢上表》“妄自尊大”“愚弄朝廷”。在狱中，苏轼也承认自己的一些诗作讥讽朝政，表达对变法的不满和对生民的同情，他本人希望这些诗能上达天听，让神宗能借此了解民间的疾苦，而有补于社稷。
有意思的是，与变法有关的诗没有成为定罪的依据，而一首原本与新法无关的诗《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》其二却成为苏轼定罪的关键，诗如下：
凛然相对敢相欺，直干凌空未要奇。
根到九泉无曲处，世间惟有蛰龙知。
诗题中王复是钱塘人，是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的朋友。苏轼偶至王复家，见其门口的两棵桧树枝干挺拔，别有韵致，即兴写了两首七绝。此诗与时局并无关系，为什么被当成治罪证据呢？玄机出在第二首诗中那个“龙”身上，当时执掌大权的王珪等人必欲置苏轼于死地，就拿这条“龙”说事，因为“龙”与皇帝之间的特殊联系，解读到位就可能要了苏轼的命。叶梦得在《石林诗话》记载:
元丰间，苏子瞻系大理狱。神宗本无意深罪子瞻，时相（王珪）进呈，忽言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。神宗改容曰:“轼固有罪，然于朕不应至是，卿何以知之?”时相因举轼《桧诗》“根到九泉无曲处，世间惟有蛰龙知”之句，对曰:“陛下飞龙在天，轼以为不知己，而求之地下之蛰龙，非不臣而何?”神宗曰:“诗人之词，安可如此论，彼自咏桧，何预朕事!”时相语塞。章子厚亦从旁解之，遂薄其罪。子厚尝以语余，且以丑言诋时相，曰:“人之害物，无所忌惮，有如是也!”
身处新党阵营的章惇能够挺身而出，尽管与苏轼政见不同，却不计前嫌，不怕牵连，为其求情，很让人敬佩。叶梦得与章惇有亲戚关系，他的记载得于章惇的口授耳传，当非妄语，与苏轼同时而与苏轼关系密切的王巩的记述可以佐证:
王和甫尝言苏子瞻在黄州，上数欲用之，王禹玉辄曰: “轼诗有'世间惟有蛰龙知’之句，陛下龙飞在天，乃不敬，反欲求蛰龙乎?”章子厚曰: “龙者非独人君，人臣皆可以言龙也。”上曰:“自古称龙者多矣，如荀氏八龙，孔明卧龙，岂人君耶?”及退，子厚诘之曰: “相公乃欲覆人家族耶?”禹玉曰: “闻舒亶言尔。”子厚曰: “亶之唾亦可食乎?”
这条记载绘声绘色，形貌毕现，章惇为营救苏轼，可谓尽心尽力。章惇救苏轼，不止于表面，他甚至上书皇帝，用心不可谓不诚。章惇救友，为不少对党争持中立态度的诗话所肯定，像阮阅《诗话总龟》就将他列入《友义门》。
对于那条差点要了自己老命的“龙”，苏轼面对诘问，异常机智。《苕溪渔隐丛话后集》中有一段精彩的记载：
“狱吏问云:'《双桧诗》: 根到九泉无曲处，世间惟有蛰龙知。有无讥讽?’答曰: '王安石诗: 天下苍生待霖雨，不知龙向此中蟠。此龙是也。’吏亦为之一笑。”
就在一些“新进”定要置苏轼于死地的同时，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展开。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，像章惇一样的变法派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，当时已经退休的王安石上书说：“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？”这场诗案“一言而决”。苏轼下狱一百零三日，终免杀身之祸，得到从轻发落，贬为黄州团练副使。
苏轼贬谪黄州期间，章惇于元丰三年(1080)二月十二日他升任右谏议大夫、参知政事，此时他仍与苏轼书函往来，从苏轼《与章子厚参政书》中可以知道章惇对苏轼多有关照:
“轼自得罪以来，不敢复与人事，虽骨肉至亲，未肯有一字往来。忽蒙赐书，存问甚厚，忧爱深切，感叹不可言也。……轼所以得罪， 其过恶未易以一二数也。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，反覆甚苦，而轼强狠自用，不以为然。及在囹圄中，追悔无路，谓必死矣。不意圣主宽大，复遣视息人间，若不改者，轼真非人也。来书所云:'若痛自追悔往咎，清时终不以一眚见废。此乃有才之人，朝廷所惜。如轼正复洗濯瑕垢，刻磨朽钝，……而公乃疑其再犯，岂有此理哉？然异时相识，但过相称誉，以成吾过，一旦有患难，无复有相哀者。惟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，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，真与世俗异矣……”
从苏轼信中可以看出，章惇先前来信劝苏轼要改过，并送药和钱财给他。苏轼描写自己追悔闭门的处境和对章惇的感激之情未免有所夸张，更多是借给这位位高权重的朋友的书信，向朝廷表达自己痛改前非的诚意。这封信让我想起文革期间，邓公给汪东兴的信，看来四川人都会写信！章惇于危难中施以援手，党争留下的阴影似乎已经消弭，苏章二人的关系更加融洽。事情绝非如此简单。
乌台诗案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。很快苏轼从惊恐中满血复活，活泼、幽默、机智重新呈现，在黄州他带领家人开荒种地，自称“东坡居士”，从此苏轼修炼成为苏东坡，为天下士子所尊崇。他和章惇二人的友谊显得愈加亲密，通信不再小心翼翼，而恢复了戏谑的笔调，苏轼《与章子厚二首》向其倾诉了自己与苏辙如何过贫困的生活和节俭的方法，甚至妻子治好家里的病牛等琐事也成为通信的内容。苏轼在黄州有诗:“日日出东门，步寻东城游。城门抱关卒，笑我何所求。吾亦无所求，驾言写我忧。”章惇就笑他诗句先步行后驾车，“何其上下纷纷也”，苏轼辩解自己是以腿脚为车轮，以神思为马。从这些信中，可以看到二人延续了早年的友谊。可惜，这样的友谊没能维持太久，接下来的政治变局让二人重新陷入扯不断理还乱的党争中，终于彻底反目。
苏轼经历了生死劫难，章惇也经历了大起大落。元丰四年(1081)章惇因父亲强占民田，自己笼络台谏被弹劾，先后出知蔡州、陈州、定州。元丰五年(1082)四月才得重新起用为门下侍郎，晋升执政，享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风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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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：新旧冲突 苏轼缓冲
人在江湖，升降沉浮在所难免，即便是苏轼和章惇这样的旷世奇才也不能例外。
元丰八年（1085）三月五日，神宗皇帝带着未曾实现的“强国梦”去世了，苏轼倒霉的日子似乎随着神宗皇帝驾崩远去了，九岁的赵煦继位，是为哲宗。皇帝太小，政权由其祖母太皇太后高氏执掌。有意思的是，苏轼的风光几乎都沾了“后”的光，而他倒霉都是因为被“帝”讨厌。
高太后早就看不惯儿子的作为，一旦执掌权柄，立刻拨乱反正，召回赋闲的旧党人士司马光，恢复旧法，史称“元祐更化”。政局发生变化，旧党执掌朝政，苏轼兄弟二人机会来了。元丰八年(1085)十月，苏辙被任为右司谏， 十二月，苏轼除起居舍人，兄弟二人双双还朝，好不风光。
元佑初年，朝中左中右势力都还在，政局呈现胶着状态。执掌权柄的高太后算是保守的总舵手，司马光是这个阵营的核心人物。而改革派大将章惇，此时尚在朝堂，变法对他来说是不可动摇的政治选择，他坚定不移维护变法的成果。
苏轼是个实用主义者，他能看到新法的弊端也同样看到了其中合理的成分，尽管情感偏向保守派，理智又不能让他完全排斥新法，他的政治立场算是中间偏右。
司马光当政后，急于拨乱反正，变法一党自然极力反对，就连同属一个阵营的苏轼也觉得司马光做得过分了。据李贽《史纲评要》卷三十一简略：
诏详定役法，苏轼言于光曰：“……法相因则事易成，事有渐则民不惊。三代之法，兵农为一，至秦始皇分为二。及唐中叶，尽变府兵为长征卒。自是，农出谷币以养兵，兵出性命翌卫农，天下便之，虽圣人复出，不能易也。今免役之法，宽大类此，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，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，盖未易也。”光不然之。轼又陈于政事堂，谓役法可雇不可差，第不当于雇役实费之外夺取民钱耳。光色忿然。轼曰：“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，公为谏官，争之甚力，韩公不乐，公亦不顾。岂今日作相，不许轼尽言耶！”光谢之！
对于司马光这种泼脏水一块泼掉孩子的做法，以及他不听劝阻的执拗，苏轼背地里没少埋怨，他或许想到了力主变法的“拗相公”王安石，他给朋友杨元素写信，内有这样的话，“昔之君子，惟荆是师；今之君子，惟温是随。所随不同，其为随一也。老弟与温相知至深，始终无间，然多不随耳。”事实往往如此，没有权力时都是好人，一旦执掌权柄，乾纲独断，立马就听不得任何异议了。
苏轼毕竟与司马光情感相投，尽管对司马光猛力纠错的手段很多抱怨，态度上苏轼却能毕恭毕敬，从内心深处，他是敬重这位一生心底无私的长者的，他于公能够在朝堂上就事论事，慷慨直言，只在私下里戏呼司马光为“司马牛”。与苏轼不同，章惇在议论朝政时，就没有好脸色给这位急于推翻熙宁新政的司马光了，他口齿凌厉，大胆敢言，常常在朝堂之上让厚道却不善言辞的司马光颜面尽失。《东都事略章惇传》载：
宣仁后临朝，……惇言：保甲、保马一日不罢，有一日害。若役法，则熙宁初以遽改免役后有弊，今改差役当议论尽善，然后施行。遽改恐后亦有弊。乃于帘前与光争论，其言不逊。
苏轼情感上倾向司马光，政策上认同章惇，此时，他在新旧两党之间充当了缓冲的气阀。
《宋史·苏轼传》载:
轼旧善司马光、章惇。时光为门下侍郎，莅知枢密院，二人不相合，惇每以谑侮困光，光苦之。轼谓惇曰: “司马君实时望甚重。昔许靖以虚名无实，见鄙于蜀先主，法正曰: '靖之浮誉，播流四海，若不加礼，必以贱贤为累’。先主纳之，乃以靖为司徒。许靖且不可慢，况君实乎?”惇以为然，光赖以少安。
司马光得苏轼之力，不致被章惇相逼太甚。可惜这样的局面没有维持太久，司马光于元祐元年（1086）九月初一 ，因病逝世。从此朝堂之上再无君子之争，洛党、蜀党、新党打成一团。混战中，苏轼兄弟深深伤害了章惇，苏轼章惇结下的梁子再无缓和余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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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：苏辙攻惇 苏轼袖手
元祐初，旧党纷纷还朝，开始排挤新党，而这一行动的先锋便是苏轼的弟弟苏辙，他此时掌管言路，弹劾官员是他的使命所系。早在元祐元年二月二十七日，苏辙即上《乞选用执政状》说道：“枢密使章惇，虽有应务之才，而其为人难以独任。”首论章惇，语气尚且平和。闰二月十八日再上《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》，开始毫不掩饰弹劾章惇:
臣窃见知枢密院章，始与三省同议司马光论差役事，明知光所言事节有疏略差误，而不推公心，即加详议，待修完成法然后施行，而乃雷同众人，连书札子，一切依奏。及其既已行下，然后论列可否，至纷争殿上，无复君臣之礼。然使因此究穷利害，立成条约，使州县推行更无疑阻，则惇之情状犹或可恕。今乃不候修完，便乞再行指挥，使诸路一依前件札子施行，却令被差人分户具利害实封闻奏。臣不知陛下谓惇此举其意安在，不过欲使被差之人有所不便，人人与司马光为敌，但得光言不效，则朝廷利害更不复顾。用心如此，而陛下置之枢府，臣窃惑矣……故臣乞陛下，早赐裁断，特行罢免，无使惇得行巧智以害国事。
这封奏折所言之事与苏轼颇有关系，针对司马光罢停免疫法，苏轼和章惇的理念一致，苏辙应该也大致认同，但是奏状中，他攻击的方向不是理念而是态度。
此后在弹劾其他人的奏章中，苏辙都不同程度地捎带着继续攻击章惇，如三月十六日上《乞责降韩缜第八状》云: “夫缜与蔡确、章惇均是奸邪，皆能虐民乱国。章惇虽不能自引，而褊中易动，轻肆狂言……只如章惇之事，台谏久以为言。是时陛下若即付三省议其可否，则章惇之去留自出公议。陛下始既不忍，养成惇恶。”五月二十八日上《乞责降吕和卿状》“谨按金部员外郎吕和卿，本惠卿之弟，而章惇所荐。和卿始以奏补入仕，赋性愚騃，方其历任未成考第，而惇称其所至有声。当时士人无不窃笑。”八月八日上《言张璪札子》云: “昔王安石、吕惠卿首加擢用，被以卵翼之恩，收其鹰犬之效，与章惇等并结为死党。熙宁弊法，皆惇等所共成就。”每一次上奏，无论以何人为主体，章惇都涉其中。一来是章惇的确是新党的关键人物，二来不排除有私人成见。
在苏辙的《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》后，苏轼于同年三月二十日写《缴进沈起词头状》，其中涉及章惇:
臣伏见熙宁以来，王安石用事，始求边功，构隙四夷。王韶以熙河进，章惇以五溪用，熊本以泸夷奋，沈起、刘彝闻而效之，结怨交蛮，兵连祸结，死者数十万人……伏望圣明深念先帝永不叙用之诏，未可改易，而数十万人性命之冤，亦未可忽忘。明诏有司，今后有敢为起等辈乞叙用者，坐之。
这篇“词头”就章惇平定南蛮事进行论奏，与当时的情势以及苏轼本人之前持论明显不合，当年他可是为章惇的这些事功写过赞美诗的。平心而论，这种诛心之论有点仗势欺人的味道了，人一阔脸就变，时移势易，苏轼也未能免俗。墙倒众人推，“哲宗即位……刘挚、苏辙、王觌、朱光庭、王岩叟、孙升交章击之”，（《宋史·章惇传》）章惇只能灰溜溜地离开朝廷了。
章惇与苏轼兄弟彻底交恶，这就埋下了此后章惇报复苏轼兄弟的伏笔。宋人施元之曾云: “子厚时知枢密院，以子由论罢，致怨。绍圣初相哲宗，东坡遂谪领海。”清人王文诰亦云: “公(指苏轼) 与章惇自来交厚，时子由既奏逐之，公复形于奏牍，自是为不解之雠矣。”施元之、王文诰所论比较公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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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：友谊没了 报复来了
元祐元年(1086)闰二月章惇黜知汝州，“因行气间，风倒门扇凉，致左右手足麻痹 ”，章惇身高八尺，平素好修仙，精力饱满，能领兵平蛮，此番罢黜竟致身体出现如此大问题。苏轼兄弟倒戈相向、落井下石，对章惇的心理打击之大，可以想象。
此后，章惇一再上章乞求移知扬州，以就近照顾八十七岁的老父，屡屡遭拒，等到元佑三年四月得以徙知老家苏州时，他父亲已经溘然长逝，这给章惇留下终生遗憾。章惇病中，其次子章持写下了《为父惇辨冤状》，到处为父亲鸣不平，却不见苏轼为他进一言，对照乌台诗案中，章惇对苏轼的大力营救，形成反差。
元佑元年十一月章惇改提举杭州洞霄宫，终于可以回到老家，苏轼写信给他:“归安丘园，早岁共有此意。公独先获其渐，岂胜企羡，但恐世缘已深，未知果脱否耳? 无缘一见少道宿昔为恨。”再次提起归安田园的约定，可见二人尚且保持联系，信中苏轼专门提到章惇“世缘已深”，多少有点居高临下之意，不及章惇在他贬黄州一番告诫和鼓励来得真诚。倘若苏轼在章惇失意之时，能顾念旧情，与其保持友谊，或者像章惇在“乌台诗案”中一样能主持公道、营救朋友，后来或许未必有远谪天涯之厄。
落难中的章惇，在累累弹劾中保持沉默，沉默蕴涵着力量。这一力量里面哪怕有一点点邪恶，等到爆发的时候就足以摧毁很多东西，何况是胆大“能杀人”的章惇在困厄中所聚集起来的力量呢！
庙堂风波恶，在党争的漩涡里苦苦挣扎的苏轼日子也并不好过，只能远离朝廷，元祐四年（1089）苏轼龙以图阁学士出知杭州，在任上，他整治西湖，留下著名的苏堤，章惇有诗歌咏苏堤:“天面长虹一线痕，直通南北两山春 。”但现存苏轼诗文中，再也见不到苏轼给章惇书信了。宋代士大夫不乏政见不同私谊颇深者，可惜苏章二人没能如此，此时应该是苏轼主动疏远了章惇。
元祐五年(1090)“车盖亭诗案”后，吕大防、范纯仁等元老觉得对新党迫害太甚，建议朝廷进用一些新党成员“以平宿怨 ”，遭到苏辙反对，朝堂之上终于失去新旧两党调和矛盾的机会，也为苏轼兄弟绍圣年间的远谪埋下了伏笔。
元祐六年( 1 0 9 1 ) 七月， 苏轼在颍州任上，赵令畴是他的下属，赵在其《侯鲭录》中记录如下轶事:客有自丹阳来，过颍，见东坡先生，说章子厚学书，日临《兰亭》一本，坡笑云:“从门入者非宝，章七终不高耳。章惇自号“大滁翁”，对自己的书法水平颇为自负，苏轼虽好戏谑，但这评价对章惇颇有轻视之意。
元祐八年( 1 0 9 3 )九月高太后驾崩，旧党失去靠山，十月，哲宗亲政后，召拜章惇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，出苏轼知定州，将苏辙罢谪汝州。《宋史·许将传》载: “章惇为相，与蔡卞同肆罗织，贬谪元祐诸臣，奏发司马光墓。”手段之刻薄也是前所未有的，明显胜过元祐党人对新党的打击。苏轼被贬，章惇拜相，人生就是如此戏剧性。绍圣元年(1094)四月十二日改元后，苏轼随即成为元祐党人首遭降黜者，三日之内连遭两次责降，根本的原因是他的学生哲宗皇帝对他积恨很深，而史书笔记都认为章惇是幕后黑手，不肯接受哲宗厌恶苏轼的事实，王巩《随手杂录》说哲宗优宠苏轼，苏轼是因为“大臣谗逐”。可是无论从史料还是常识看，苏轼被远逐，哲宗才是真正的原因，当然在打压苏轼及旧党过程中，苏轼作为旧党的中坚人物，自然成为章惇的打击对象，而出于回击苏辙元祐初年的弹劾，加害手段会更残忍和刻薄一些，此时党争演化为撕逼大战，君子小人谁也分不清了。
章惇绍圣年间在相位前后八年，苏轼兄弟受到了超乎想象的报复。苏轼绍圣元年十月初抵达惠州，章惇随即命程之才(字正辅)为广南东路提点刑狱。程为苏轼的表哥兼姐夫，却因为苏轼姐姐在程家被虐至死，两家遂成世仇，四十年间不曾往来，章惇作为苏轼的旧友当然知其详情，遂欲借刀杀人: “东坡……后谪惠州，绍圣执政，妄以程之才，姊之夫，有宿怨，假以宪节，皆使之甘心焉。”黄庭坚曾云: “子瞻谪岭南，时宰欲杀之” ( 《跋子瞻和陶诗》)，“时宰”即章惇。令章惇想不到的是，程之才到惠州后不仅没有加害苏轼，相反，二人化解了两家四十多年的恩怨，握手言欢、言归于好了。绍圣三年(1097)三月即召程之才回京。
绍圣四年(1098)苏轼再贬儋州，昌化军安置，当然背后的操刀手仍为昔日好友、今之政敌章惇。据载: “苏轼谪惠州，有诗云: '为道先生春睡美，道人轻打五更钟’，传至京师，章惇笑曰: 苏子尚快活耶?复贬昌化。”“东坡海外《上梁文口号》云: '为道先生春睡美，道人轻打五更钟。’章子厚见之，遂再贬儋耳，以为安稳，故再迁也。绍圣四年与苏轼同时遭贬还有苏辙贬雷州，刘挚(莘老) 贬新州，黄庭坚( 鲁直) 贬新州。关于四人的被贬情况，宋人有很多说法。如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卷4 载: “绍圣中，贬元祐人苏子瞻儋州，子由雷州，刘莘老新州，皆戏取其字之偏旁也。时相之忍忮如此。”“时相”即章惇。罗大经所载更详细:
苏子瞻谪儋州，以“儋”与“瞻”字相近也。子由谪雷州，以“雷”字下有“田”字也。黄鲁直谪宜州，以“宜”字类“直”字也。此章子厚鎚谑之意。当时有术士曰: “儋”字，从立人，子瞻其尚能北归乎! “雷”字，“雨”在“田”上，承天之泽也，子由其未艾乎! “宜”字，乃“直”字，有盖棺之义也，鲁直其不返乎! 后子瞻北归，至毗陵而卒。子由退老于颍，十余年乃终。鲁直竟卒于宜。
这些文字上的巧合与史实不完全相符，当时贬谪按官职高低分两批，二月贬大防、刘挚、苏辙等，闰二月责苏轼、范祖禹等，并未以偏旁定。
哲宗亲政，章惇起复，苏轼预感到了自己会有怎样的命运，反而能够镇定自若。他文名满天下，一路远谪，关照他的人也不少。苏轼贬谪到海南后，章惇再派为人险恶刻薄、与苏轼有仇的吕惠卿之弟吕升卿和董必前往两广，伺机加害苏轼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载: 曾布上奏说：“近闻遣吕升卿、董必察访二广，中外疑骇，以谓恐朝廷遣此两人往处置已窜黜者，人言殊篏篏……况升卿兄弟与轼、辙乃切骨仇雠，天下所知，轼、辙闻其来，岂得不震恐? 万一望风引决，朝廷本无杀之之意，使之至此，岂不有伤仁政。兼升卿凶焰，天下所畏，又济之以董必，此人情所以尤惊骇也。必在湖南按孔平仲殊不当，今乃选为察访，众论深所不平。”上改容曰:“甚好。”陈次升又言: “陛下初欲保全元祐臣僚，今乃欲杀之耶?”上曰: “无杀之之意，卿何为出此语?”次升曰: “今以吕升卿为广南按察，岂非杀之耶? 升卿乃惠卿之弟，元祐中尝监真州转般仓负罪，恐外台按发，尝托疾致仕。太皇太后上升，自真州泛小舟，隐姓名，不七日至京师，投匦上书。其人资性惨刻，善求人过失，今将使指于元祐臣僚迁谪之地，理无全者。”于是升卿罢其行。尽管狠毒的吕升卿最终没有被派往两广，而派出的董必同样是章惇的忠实爪牙。苏轼作为天下名士，他初到海南，一位名叫张中的军官慕其名节，派兵将官驿修葺一番后留给苏轼暂时居住，董必按察之后，将张中降职，苏轼随即亦被逐出官舍，而张中竟贬谪死在雷州监司任上，其他人员也遭受了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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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：释怀与宽恕
绍圣章惇主政期间，苏轼一再南贬，艰苦的环境中，苏轼看淡了人生的苦厄，苏辙在《墓志铭》中也仅以“居(惠州)三年，大臣以流窜者为未足也。(绍圣)四年，复以琼州别驾安置昌化”轻轻带过，《宋史》本传沿用其说:“居(惠州)三年，泊然无所蒂芥，人无贤愚，皆得其欢心。又贬琼州别驾，居昌化。”苏辙文中的“大臣”，即章惇，然苏辙未直书其名。
元符三年(1098)，哲宗驾崩，皇太后向氏垂帘，哭谓宰臣日:“家国不幸，大行皇帝无子，天下事须早定。”章惇厉声对曰:“在礼律当立同母弟简王。”皇太后曰:“神宗诸子，申王长而有目疾，次则端 王当立。”惇又曰:“以年则申王长，以礼律则同母之弟简王当立。”皇太后曰:“皆神宗子，莫难如此分别，于次端王当立。”知枢密院曾布曰:“章惇未尝与臣等商议，如皇太后圣谕极当。”尚书左丞蔡卞、中书门下侍郎许将相继曰:“合依圣旨。”关键时候，章惇又被盟友插了一刀，只好为之默然了。久经官场的章惇完全可以揣摩附和上意，他却一再力争，他不可能不知道直言的后果会威胁到自身的地位甚至性命，但是他知道即将承继大统的赵佶“轻佻不可以君天下，不可不力争”，他争得是社稷安稳。章惇这次力争，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魄力和洞察力。可这次力争却断送了他和整个家族的前程。章惇政治生涯中几次“不合时宜”的进谏，像阻止恼怒中的神宗做“快意事”——给士大夫刺字，绍圣间坚持兼用元佑旧政，都是值得一表的大事。他的政治能力和立朝大节，为苏轼等许多元佑大臣所不能及，李纲“书章子厚事”评价:
予备员国史，修《哲宗正史选举志》，见《实录》所载子厚争内降除谏臣事可取，因书之。……子厚曰:“大臣所荐，当以明扬，岂宜密有论列，上新即位，动当遵守祖宗故事，奈何首为乱阶?今虽未有害，异时奸邪大臣阴引台谏，与之结交，恐非社稷之福。”于是皆罢。⋯⋯观子厚之言，可谓切当于理矣!方子厚当轴，士大夫喜诋诃其失。然自今观之，爱惜名器、坚守法度 ，诸子虽擢第，仕不过筅库州县，岂不贤哉!语曰: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，得见有恒者斯可已。盖思其上者不可得 ，又思其次也。
元符三年(1100)徽宗即位，章惇自知大难临头，五次上表请求罢去政事，不允，径出居僧舍，出知越州，辞命，又责受武昌节度副使，潭州安置，建中靖国元年(1101)二月责受雷州司户参军外置。
徽宗登基后，苏轼获赦北归，章惇却要走上远谪之路，据《云麓漫钞》载:建中靖国元年六月，苏轼从海南回到京口，当时章惇之子章援尚留京口，这位苏轼的高足给苏轼写了一封信，苏轼得书大喜，给儿子苏过说:“这样的文章，是可以和司马迁媲美的。”此时已是风烛残年的苏轼当即给章援写了回信:
⋯⋯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，虽中间出处稍异，交情固无增损也。闻其高年，寄迹海外，此怀可知。但以往者，更说何益，惟论其未然者而已。⋯⋯又丞相 知养内外丹久矣， 所以未成者，正坐大用故也，今兹闲放，正宜成此。然可自内养丹，切不可服外物也。某在海外，曾作续养生论一首，甚愿写寄，病困未能，到毗陵定叠检获，当录呈也⋯⋯
这封信是苏轼一生最后一封长信，林语堂赞其 “有基督精神”，其后苏轼又写了《白术方》给章援，让他转告将要到瘴疠之地生活的章惇如何养生，并愿意“口授其详 ”，此时苏轼已距离辞世只有近一个半月时间，他抱病写长文，急欲吐露心声，表明他与章的友谊从订交以来从未变过，以旷达的态度将往昔的恩怨放下，为这段友谊画上一个句号。
《冷斋夜话》载:
章子厚谪海，过贵州南山寺，寺有老僧，名奉忠，蜀人也，自眉山来，欲渡海见东坡，不及，因病于此寺。子厚宿山中，邀与饮，⋯⋯已而倚槛看层云，子厚曰:'夏云多奇峰，真善比类。’忠曰:'曾记《夏云诗》甚奇。’子厚使诵之 ，……
在踏上苏轼曾经走过的贬谪道路上，章惇想起的是元丰二年(1079)苏轼出知湖州所写的诗歌，在对苏轼诗歌的赞美中，他追忆的也应该是二人的友谊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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